论文？论文！论文?

    去年3月，上海交通大学教师晏才宏英年早逝。这位教学水平、师德师风备爱同仁、学生赞誉的优秀教师，因为没有论文，去世时仍是一个讲师。这一现象，引起了教育界乃至整个社会对教育评估体系的激烈争论。“讲课讲得好，但到死也只是个讲师”，这是对教育评价不公的拷问。
    然而，拷问似乎是微风吹过一潭秋水，波澜不惊。浙江大学“朱淼华现象”又如出一辙。朱老师开设的《西方艺术史》被评为全校精品课之一，他每次上课，能容纳200多人的教室总是坐满了学生，有的还站在过道听完两个半小时的课。期末，在以学生打分为主的全校教师的综合考评中，朱淼华名列第七，前六位则是德高望重的资深教授。然而，也因为没有论文，朱老师在哲学系排名最后，2003年被制度管理淘汰“下岗”。所幸的是，朱淼华还活着，学校也宽容地为他排了课，而且是在三个校区同时开课。朱老师这个忙碌的“上岗”者，拿着“下岗”工资，以至到了有学生欲在网上为他募捐的窘境。
    如此尴尬的教育现象，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问题在学校吗？高校强调科研与教学并举，本也无可非议。上海交大的一位负责人曾这样解释“晏才宏现象”：在中学，这样的教师可评为特级教师，但是大学要求教学与科研两者不能偏废，以此衡量，晏才宏不够全面。晏老师去世后，学校妥善安排好了他家人的工作，充满了人文关怀。对于朱淼华，浙大负责人也解释：高校兼有教学和科研双重任务，学校的评估体系注重教学和科研两方面，没有科研成果，教学再好的教师也无法评上职称，朱淼华的问题根本还在于没有科研成果。同时浙大也非常重视朱老师的问题，学校领导曾作过专门批示，院系校人事处和教务处等有关部门专门开会讨论过，表示要解决他的问题。问题是他的“问题”至今尚未解决。或者，朱老师的问题有幸解决了，而类似于这样的问题是否不再尴尬？是否不再需要媒体参与？
    问题在当事者本人吗？晏老师生前上课：一杯茶、一支粉笔随身，从不带课本和教学参考书，知识早已烂熟于心，他的电路课被誉为“魔电”。一位有“科研成果”的老师坦言：“我教课比晏教师还差很远。”不知道科研是不是为教学实践服务的？两者之间的关系如何？教师，即使是高校教师与中科院院士工作的侧重点是否有所不同？教师，在本质意义上说，是否还有比教书育人更重要的事？对此，我们不妨听一下朱淼华教师与学生的对话：“朱老师，你就不能写写论文，评个职称吗？”朱老师笑笑：“我的思考还不成熟，决不会发‘不达标’的论文。”有论文就有职称，有职称就会有好待遇，对此常识性的问题，朱老师反复阐述：他没有放弃学术，试想一位人文学科的教师如果没有学术研究怎么能在课堂上激扬文字呢。面对“下岗”的尴尬，朱老师比较豁达：“请你们不要同情我，要认同我。我不属于弱势群体，我的生活乐着呢！”看来，如果当事人有什么问题的话，那就是“死心眼”，知识分子的那么一点“迂”：不就是那么几篇论文吗？它们满天在飞，你捞一下就行了。不信，你去翻翻众多学术论文，又有几篇是原创的呢？区区几篇论文，与朱老师爱教学、爱专业、爱学生的“三爱”师德师风相比，实在不能对等。
    信笔至此，忽然想起一则旧事，80年前清华园梁启超向校长曹云祥推荐陈寅恪，两人有一番对话：
    曹云祥：“他是哪一国的博士？”
    梁启超：“他不是博士，也不是硕士。”
    曹云祥：“他都有些什么著作？”
    梁启超：“也还没有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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