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代会岂能是摆设

    爱人下班回家，说学校领导层草拟了一份对一线教师有失公允的考核条例。我安慰她：“教代会不是还没表决吗！”爱人却笑了起来：“领导们怎么会把教代会当个事儿？教师代表中的大多数人就是去举举手，证明考核条例的正确性。少数‘刺头’再有意见，也折腾不出什么！教代会不就是个摆设吗，你以为它有什么用？”
    教代会难道真的无用且没有必要吗？就我所知，身边部分学校的教代会形同虚设，校领导觉得有必要时，就召集教师代表开开会，走走过场。即使教代会的意见和领导层有再多的不同，也丝毫改变不了学校领导已经制订的决策。
    几千年的中国历史无疑是一部“人治”的历史，大到一国，小至一家，兴衰成败都和当家人的人格和智慧有着密切的关系。对优秀当家人的渴盼，对卑劣无能者的抨击，已成为国人的集体无意识。对于学校来说，一个校长人格和智慧的力量是巨大的，尤其是对于有知恩图报传统文化心理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一个好的校长就是一种无形的向心力和凝聚力。苏步青当年说：“凡是竺可桢校长要我干的事情，我都干。”谭其骧说：“我相信，浙大若能象竺老当校长时那样办下去，我是不会离开浙大的。”正是当时被誉为“学问上、智力上和性格上的伟人”的竺可桢的人格魅力使得浙大名师云集，在抗战那样艰难的年代，浙大从一所普通的地方大学变成了“东方剑桥”。所以，于一个学校来说，校长是重要的。但把学校的发展过多寄托在校长的个人素质上，它的风险也很大。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里说：“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这是一条万古不易的经验。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要防止滥用权力，就必须以权力制约权力。”
     学校是一个追求真理，继承与创造文明的特殊机构，相对于风险与变荡更大的人格平台，对于学校发展更为有效，更为可靠的是建立制度平台，教代会正是校园制度建设的具体表现。学生的流动性使得教师的主体地位更为突出，把广大普通教师排斥在学校的决策之外，让他们只是少数人制订的政策的被动执行者，无疑是不明智，也是不符合潮流的。
    由于缺乏必要的权力约束，有些素质不高的校长滥用权力，使得校长负责制成为变相的家长制。而稳定有力的教代会制度可以有效防止校长权力的滥用，真实反馈一线教师的心声，使学校领导层可以和普通教师更好地交流与沟通，准确有效地针对教学实际制订出相应的规章制度，让学校管理高效化、科学化、人性化。
    吴非在《不跪着教书》里写到，有站立的教师，才有站立的学生。如果广大一线教师放弃教代会制度赋予的神圣权利，各级教育管理者漠视教代会制度的严肃与庄严，教代会真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摆设，那么，站立的教师和学生岂不是个空想？如此倒是真的印证了鲁迅先生的话，中国只有两个时代：做稳了奴隶的时代，欲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