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时无须念斯人

    和朋友小聚，提及现在的有些校长，颇多感慨。
    现如今，相当一部分校长让人难以把他们和教育者联系起来：顶着学术头衔的光环，谈及教育头头是道，却从不见他们上课，整日就见他们在外奔波，也不知道在忙些什么，和教师更是难得见上一面；说起管理，总是以人为本，民主集中，但普通教师的地位却是每况愈下，完全只是少数人决策的被动执行者，倒是像极了柏杨先生所说的“民主，民主，他们是主，我们是民”；说起学校的经济状况，财政空前紧张是从年头喊到年尾，教师的福利发放是精打细算，中层以上教工职员的待遇反倒是年年看涨，三天两头的就要工作聚餐；部分城区学校的教席成了校长送人情的筹码，学校变成了首长和商贾的家属集中地；还有些人更是紧跟潮流，家里“红旗不倒”，学校里也是“彩旗飘飘”，也不怕教师和学生议论，倒也有“虽千万人吾往矣”的气概。用傅国涌先生的话说，这些校长已然“官僚化”，只知对行政上级负责，而不知维护教育本身，不知对教育负责。
    感慨之余，追忆过去那些教育的前辈，遥想他们当年的办学治校，不觉神往。
    梅贻琦说：“所谓大学者，非谓有大楼之谓，盖有大师之谓也。”衡量一个学校好不好不是看大楼漂亮，仪器先进，占地面积，升学人数，而是看它在多大程度上能吸引凝聚最优秀的教师，是否能培养出具有独立思考能力的学生，开启学生的心智，激发他们求知的欲望。和现在那些手握优质教育资源却把教席作为筹码换取利益的校长相比，过去的那些校长们极为重视教师的延聘。当过华中理工大学校长的中国科学院院士朱九思先生回忆自己的母校扬州中学：“扬州中学当时是全国有名的好学校。好在什么地方呢？首先就是教师水平高，教书教得好。那时校长叫周厚枢，留学美国，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获得了硕士学位。他最大的功劳就在于聘请了一批好教师，不仅从本地聘，而且从江南聘，因为江南不论在经济上还是文化上都比扬州所在的江北发达。不仅主课教师要聘好的，而且音体美老师也要聘好的。”罗家伦也曾有过这样的自白：“聘人是我最留心也最慎重的一件事。抚躬自问，不曾把教育地位作过一个人情，纵然因此得罪人也是不管的。”正是当时的那些校长对于优秀教师的重视与礼遇，年轻的学子们也就福泽无穷——举个简单事例，据说，重庆南开中学校友有近40%的人从事与化学有关的职业，就是因为受了化学老师郑新亭的启迪。
    过去的那些令人景仰的校长，在主事期间心中想得最多的是如何办学，如何育人，没有动用手中的权力为自己谋取私人利益。竺可桢当了13年的浙江大学校长，没有为自己的专业捞一点好处。竺本人历来生活简朴，身无长物。他在1948年6月1日的日记中写到：“因余从未向学校领私人应用之物品。惟草纸一项余个人所用者由学校供给，嗣后余亦当停止使用”。张伯苓主持私立南开的校政40年，却拿着当时大学校长最低的薪金——大洋40元。他谢绝出任教育总长、天津市长等职，硬是把南开从第一期的70余名学生发展到后来3000多人的全国著名学府。这些让人追忆的校长真是做到了忠诚于教育，决没有“今天干教育，明天弄政治”，没有把教育作为个人晋身之用的器具。
    外忧内患的现状和自强独立的追求，使得那个年代的校长对于教育始终抱着一种虔诚和严肃的态度。让人称道的是，面对民贫国弱的现实，过去的校长并没有让教育走上实用和功利。竺可桢说：“若侧重应用的科学，而置纯粹科学、人文科学而于不顾，这是谋食而不谋道的办法。”在竺可桢的倡导下，那个时代的浙江大学，文学院学生选读微积分和地学通论，理工科的学生选读唐诗宋词都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张伯苓说：“只知道压迫着学生读死书的学校，结果不过是造出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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